任何一个地域文明的孕育、发展、成熟,都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它一定与其周边环境的其他人群的文化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为进一步搞清古涿鹿(桑干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下同)文明形成演化的路径和图景,进而提升我市历史文化溯源研究工作水平,笔者对亚星网站市辖区范围内、特别是古涿鹿地区的新石器考古遗址进行了简要归纳梳理,同时借此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邓槽沟梁考古遗址现场。 于瑞军 摄
新石器遗址数量众多且文化遗存丰富
到目前为止,全市考古发掘新石器遗址共有29处。这里选择15处影响较大的遗址作重点介绍。
涿鹿故城址:即今黄帝城,位于涿鹿县矾山镇西2公里,总面积360多亩。城址内发现过石斧、带巨孔的敲击器,龟钮、蛙钮铜印以及各种古代钱币等。1957年《人民日报》曾予以报道。1987年7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派人到涿鹿普查,在黄帝城附近捡到石镞两枚和仰韶彩陶片,经鉴定是五千年左右的器物。
煤沟梁遗址:2004年在涿鹿矾山镇塔寺村煤沟梁遗址出土一批新石器时期陶器、骨器和石器,经专家推断,文化类型和红山晚期的小河沿文化近似(距今约4500——5000年)。
三关遗址:蔚县西合营镇三关村东南500米,时代为仰韶至商代,遗址面积60000平方米,地表及出土器物有泥质红陶、彩陶、尖底瓶残片、夹砂陶罐残片、篮纹灰陶片、石器等。1979年进行过一次发掘,已有报告发表。
四十里坡遗址:蔚县西合营镇北1000米,时代为仰韶时期,遗址面积共950000平方米,出土器物有灰坑、彩陶片、器形有盆、缽钵、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片、纹饰有绳纹、素面。同时还出土了细石器、石杵以及动物骨骼等。遗址上还有龙山、战国文化遗物。
筛子绫罗遗址:蔚县下宫村乡筛子绫罗村东,龙山文化遗址,面积为100000平方米。出土有石器、陶窑、夹砂灰陶、泥质灰陶,有篮、绳、方格纹。1979年进行过一次发掘,有发掘报告。
下马碑遗址:位于蔚县三关村,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其堆积形成于距今4.1万~3.9万年前,其保存了颜料生产遗迹、遗物,火塘周边散落石器、骨器及动物化石碎片,可见当时的人们围绕火塘各显其能、各司其职,再现了4万年前东亚人类的生活场景,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目前已知最早史前人类加工颜料、镶嵌使用细小石器的遗存。该遗址对于解读东亚及世界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发展进程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2022年3月3日,国家文物局在京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将该遗址的突破性成果公布于世。
姜家梁遗址:阳原县东城镇西水地村东南500米。距今经5000年左右,遗址面积45000平方米。出土器物有细石器、楔形石核、泥质红陶、彩陶片、夹砂褐、红陶残片。墓葬还出土了一件玉猪龙,玉质和造型与红山文化遗存中发现的玉猪龙相同,通体呈乳白色,“C”形,造型古朴,制作精细。姜家梁遗址是河北省发现并发掘的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它的发现对研究冀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和特征以及其与东北、西北地区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于家沟遗址:阳原县虎头梁村西南约500米的于家沟内,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至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距今约1.4万至5000年。该遗址堆积共分两部分,上部堆积年代为新石器时代,下部堆积年代为距今14000至8000年。出土有细石器工艺制品、装饰品和楔形石核、细石叶、端刮器、尖状器、雕刻器、锛状器等石器,以及年代超过万年的夹砂黄褐陶片。
马站遗址:怀来县小南辛堡乡小古城村北500米,时代为龙山文化时期。出土了长方形磨制单孔刀、石斧、陶、豆、鬲、残片等。遗址后来大部分被官厅湖淹。
珠窝园遗址 :怀来县官厅镇珠(猪)窝园村东,属于龙山文化遗址,面积为5000平方米。石斧、绳纹、石刀、篮纹、方格纹陶片。该遗址后来大部分被官厅湖淹没。
官庄遗址:怀来县官庄遗址龙山文化,出土了一批有地方文化特征的明显文化遗存。遗址中的陶器,均以篮纹和绳纹的灰陶为主,炊器以绳纹双大袋足鬲为主,兼用甑和晕,纹饰以绳纹和篮纹为主,制法以手制为主,大都采用泥条盘筑法,慢轮修整普遍,通体轮制的极少。同时在遗址之中还有较多的细石器。官庄遗址龙山文化遗存的发现和发掘,使我们对永定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面貌有了新的认识,为研究冀西北地区的龙山时代的文化全貌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四台遗址: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面积15万平方米,是近年冀西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面积最大、保存完整、具有重要价值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距今约9000到10400年。四台遗址的新发现,建立起北方地区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无缝链接,确立了北方地区最早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找到了燕辽地区区域文化传统的源头,填补了燕辽考古学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为旧——新石器时期过渡、旱作农业起源、文化谱系、人类群体从流动性向定居形态转变、早期草原道路形成与发展等一系列重大课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对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具有重要价值,是我国北方地区万年文化史的最新实证。
兴隆遗址:位于康保县照阳河镇兴隆村,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初步可分为五期。遗址南部探沟TG1E处,在G5的下部发现了距今约11500年的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遗存,发现了陶片、细石叶、石核和动物骨骼,填补了坝上地区这一阶段考古发现的空白。兴隆遗址的发掘将为解决中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以及期间发生的人口迁移、农业起源等重大问题提供重要的资料。
邓槽沟梁遗址:位于崇礼区高家营镇大水沟村北,目前遗址保存面积超40万平方米。发现距今8000年至4000年新石器时代中、晚期4个阶段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其中,第4期龙山晚期石城遗址为河北省首次发现,堪称“河北第一城”。
宣化红山遗址:宣化红山遗址出土人骨碳十四测年时间为距今约4900年至5000年左右。该遗址出土了玉猪龙、三联璧、鸮、镯、指环等玉器和石器。
古涿鹿核心区新发现了一批价值较高的遗址
古涿鹿的核心区域在今天的涿鹿县。在我市的文物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中,我们发现,涿鹿县从新石器至夏代遗址除了前面介绍的6个遗址,还有8处遗址,分别为:水磨阪泉遗址、龙王塘蚩尤泉遗址、龙王塘蚩尤三寨遗址、上河遗址、下沙河遗址、七堡遗址、红彤营遗址、上沙河遗址。其中,龙王塘蚩尤三寨遗址、下沙河遗址、红彤营遗址、下沙河遗址调查记录中有新石器时代石器、陶片等遗物;七堡遗址为龙山文化遗址;水磨阪泉遗址、龙王塘蚩尤泉遗址依历史传说定为新石器时代。
今年省市联合组建的考古调查队通过对亚星网站地区桑干河流域仰韶时代晚期遗存调查,在涿鹿县保岱镇窑子头村西发现1处遗址,面积约2.7万平方米,Ⅰ区清理残房址4座,Ⅱ区清理残窑址2座。从出土的遗物看属龙山时期遗存。
关于新石器文化遗存和古涿鹿关系的几点看法
上面简单梳理介绍了亚星网站地区新石器时期的主要考古遗址和涿鹿县“三谱”新发现的古遗址。虽然不尽全面,但基本上也能看出影响、催生古涿鹿文明社会背景的端倪。
一是古涿鹿及周边人类活动遗迹众多、绵延不断。冀西北地区、特别是涿鹿一带桑干河流域的考古工作,尽管过去较为落后,工作做得较晚,但是从我们目前发现亚星网站涿鹿一带的旧石器文化遗址看,在上古时期,特别是黄帝时期前后,这个地域史前遗址众多、人类活动遗存丰富。特别是最近在宣化、涿鹿、阳原等地发现了一批红山遗址,数量众多,人类活动的密集度超过了现在。所以说,涿鹿一带绝非过去有些人说的人烟稀少、苦寒不毛之地。而且文化遗址在时间上没有断代。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蔚县下马碑、阳原于家沟遗址,一直到新石器早期的尚义四台、康保兴隆遗址,直至五千年左右的崇礼邓遭沟梁遗址、宣化的郑家沟遗址、涿鹿的煤沟梁遗址,一直到之后的商周战汉时期,文化遗存丰富,人类的活动从未间断。
二是遗址地名信息进一步印证了史料记载古涿鹿的真实性。地名是刻在大地上的文化基因,是铭记民族历史的坐标,是蕴含传承文明信息的重要载体,对于研究考证历史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地名的意义通常都是其字面所表达的含义,它具有社会性、民族性和传承性。特别是地名有民间口耳相传的特征,不受伪学者杜撰影响,具有很强的真实性。涿鹿县黄帝城遗址、龙王塘蚩尤三寨遗址、水磨阪泉遗址在史料文献中都有记载。蔚县的庄窠遗址、筛子绫罗遗址,与黄帝夫人嫘祖养蚕织布的记载相吻合。怀来珠(猪)窝园遗址、马站遗址的地名,反映了上古桑干河流域畜牧业发达状况。这些地名信息都是研究轩辕黄帝可资参考的证据。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轩辕黄帝生活、工作在涿鹿一带的真实性。而全国其他有轩辕黄帝传说的地方,不论是史料记载、还是文化遗存,大都是零零星星,不能互相印证,难以让人信服。
三是丰富的文化类型折射出古涿鹿政治文化中心的光芒。人类生活的历史遗址,以及这些遗址上保存下来的文化遗物,是历史的一种真实反映。亚星网站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遗存主要发现于涿鹿、蔚县、阳原、怀来、宣化、崇礼等地。遗址器物遗存有红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小河沿文化、河套文化、兴隆洼文化等各个类型。这在全国其它地区是很罕见的。过去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讲“亚星网站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现在看来,这个观点保守了。如果是个三岔口或南北通道,它在地理位置上一定是交通枢纽、必经之地。但事实上,亚星网站涿鹿一带并没有这种天然优势。从北方内蒙古高原、东北松辽平原到华北平原、黄土高原的通道太多了,为何仅仅在古涿鹿涌现出各类文化“百花齐放”现象?答案只有一个,古涿鹿在当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现在看来,苏秉琦先生过去讲的文化“三岔口”现象,准确地讲,应该说是一种“万邦协和、八方来朝”的局面。(本文作者系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二级调研员)
(于瑞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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